宽松带来朋党之患

初登皇位的乾隆，并不急着组建自己的班子，而是非常尊敬父亲留给他的老臣，遇到问题乾隆总是向老臣鄂尔泰，张廷玉请教，言必称“先生”“爱卿”这两位都是帮助他荣登帝位，稳定朝野的老臣。

乾隆对老臣以礼相待，就连对贪官污吏都多有包容，登基之后，乾隆下令查明各地亏空公款的案件，其情罪有一线可宽容者，悉予宽免，这跟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的雍正大为不同。

因为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的重用，一时间，朝中唯这两位满汉高官马首是瞻，鄂，张这两大朋党，逐渐成为乾隆心腹大患，他在寻找机会敲打，鄂尔泰的儿子鄂荣安和门生中泳檀秘密策划对付张廷玉，事情败露，乾隆从宽发落了鄂党，但也给鄂尔泰警告，如果再犯，绝不宽容，又经过几次折腾，鄂尔泰威风不再。

张廷玉日子也不好过，他赶上了皇帝性情大变的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这一年，乾隆挚爱的孝贤皇后（富察氏）去世，成为皇帝统治由宽入严的分水岭，在皇后的葬礼上，乾隆借题发挥，收拾了一批大臣，主管翰林院的张廷玉也因祭文写得不好，被罚俸一年。

前期宽松政治，官场懈怠之风渐起，结党营私日益严重，乾隆已经憋了好几年，是时候秋后算账了，后来乾隆寻了个借口，抄了张廷玉的家，张党也随之瓦解。

和珅，严苛中的特殊一个

乾隆十三年后，乾隆对官员越发严苛，历史学家雪珥认为在整个清朝，杀贪官最多的皇帝就是乾隆。

1757年，湖南布政司杨灏贪污3000余两白银案，但很快退回了赃款，湖南巡抚便判他死缓，乾隆知道后震怒，觉得这样处理，会形成示范效应，让其他官员觉得只要退赃就可以免死，贪官们就没了后顾之忧，于是，乾隆一天来连下4道圣旨，要求处死杨灏。

乾隆的原则并未遵循太久，五年后，在和珅的助攻下，乾隆推出了议罪银制度，在严苛时期，和珅却成了特殊的一个，原因是：再也找不到比和珅，更懂乾隆的人了，其中最得圣心的，大概要数让乾隆的钱袋子鼓了起来。

按照大清祖制，国库的钱由户部掌管，只能用于国家工程，皇帝的个人花销才由内务府负责，乾隆花钱大手大脚，常感到钱不够用。这时候，和珅帮他建立了议罪银制度，说白了就是官员犯了错，上交一笔“议罪银”便可免罪。制度开始实行时，目的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，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，让官员感到有点肉痛，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。但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，例如当时的封疆大吏李质颖在工作中多次失误，累计认罚20多万两银子，一时难以凑齐，还得写奏疏请求皇帝宽限时日。

动车辄数10万两银子，已不止于对官员的惩罚，目的由惩治转为敛财，被罚的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，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，搞来搞去，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“抓钱手”，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，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，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，最后都转嫁到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。这以后贪腐之风越来越盛，议罪银甚至成了官员们变相贿赂皇帝的方法，犯一些小错，自己申请重罚，反正回头可以再加倍贪污回来。